媽祖如何以神意作出選擇
從嘉義笨港口到台北社子島，一尊家神如何成為全島的媽祖
在台灣民間信仰裡，這樣的說法並非只是一句傳說。
當信眾相信神明有所指示，接下來真正困難的問題是：人們如何知道神明作出了選擇？又如何把這份神意，轉變為眾人必須共同承擔的行動？
台北德聖宮三聖母的歷史，正是從這個題目開始。
根據文獻記載，在1976年時，曾德和、張士龍、張四得、與郭清忠四人，從嘉義縣東石鄉笨港口港口宮，迎請三聖母來到台北保佑家人。而且他們所迎來的，不只是一尊神像。跟著三媽一同北上的，還有嘉義沿海的祭祀方式、乩示傳統，以及離開故鄉的人們對平安與安身的共同期待。
三聖母，三媽最初主要是奉祀於張士龍家中的私人神壇。祂也會透過擲杯方式讓四家人輪值擔任爐主，在一段期間於其迎請者家中神桌上護佑那家人。但當時沒有人能預知，這尊由四位同鄉所共同迎請的家神，日後會離開私人神位，成為今日社子島德聖宮供奉的主神。
從笨港口出發的媽祖
位於嘉義東石的笨港口港口宮，是被地方政府稱為全台分靈最多的媽祖廟。據港口宮公布的資料顯示，港口宮分靈媽祖已超過一萬八千尊，分布於六千餘間宮廟、神壇與家庭。不過，這些數字主要來自廟方統計，若要進行全台廟宇間的嚴格比較，還需要更大規模的宗教普查。
然而比數字更值得注意的是，港口宮媽祖為何能隨著信眾走向全台灣的各個地方鄉鎮。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鄭明承的碩士論文《港口宮媽祖信仰及其分靈研究》指出，戰後台灣都市化與工業化，促使大量彰化、雲林、嘉義沿海居民北上工作。人離開故鄉時，也把原鄉神明請到新的生活地點。
對剛來到都市的移民而言，陌生的不只是道路與工作，也包括一整套尚未建立的人際關係。原鄉神明因此成為熟悉的精神寄託。當生活逐漸安定，信眾開始成立神明會、私人宮壇；隨著參與者增加，一些原本供奉於家庭裡的神明，又逐漸走向公共宮廟。港口宮的分靈，不只是香火向外傳播，也是台灣島內移民留下的一張信仰地圖。三聖母，三媽從嘉義來到台北德聖宮，就在這一波移民與信仰共同北上的時代背景中發生。
那一次選擇，是笨港口
港口宮的起源傳說，本身就是一段神明自己選擇停駐之地的故事。
相傳先民從湄洲奉請媽祖渡海來台，抵達笨港口後，暫時將神像安放於蚶仔寮一株柳樹下。準備再次啟程時，神像卻無法被抬起。經由請示，人們相信媽祖決定留在此地，守護地方濟世救人，於是建廟奉祀。從信仰角度而言，笨港口港口宮這所在並不是人們任意替媽祖決定的地點，而是媽祖第一次表達祂選擇的地理位置。
三百多年後，一尊由港口宮迎出的三聖母則沿著台灣西岸向北移動。祂來到的社子島，同樣是一片與水緊密相連的土地。南部那一邊是嘉義沿海的笨港口；北部這一邊則是位於淡水河與基隆河之間的社子島。從海口到河口，從雲嘉沿海到台北城市邊緣，兩個地方都曾經承接移民、洪水與生活的不確定，也都需要一個能夠安放信仰的位置。
從四個人的家神，到全島的媽祖
三聖母，三媽來到台北以前，張士龍已先從港口宮迎請五聖母，五媽當時供奉於自家神壇，且與千里眼、順風耳及虎爺共同在張土龍家中，而構成張家早期私人宮壇的主要祭祀體系。後來，由四個同鄉人共同迎請的三聖母，三媽也主要安奉於張家。時間來到1978年左右，情況開始改變。張士龍的建康狀況惡化、且台北市政府對於社子島也有福安國中校地徵收及周邊住家徵收計畫，使得張家的私人宮壇變得難以維持原來的奉祀方式。
在田野訪談中，德聖宮媽祖委員會李委員曾以一句話，說明三媽離開私人宮壇的原因：
「媽祖說要出去救世。」
這句話改變了三媽與信眾之間的關係。如果三媽只是一戶家庭的家神，祂所護佑的範圍主要就是這個家庭；但當信眾感受到三媽的神威顯赫到已不能只在某個人家中，即要有人來共同承擔對外濟世、接待更廣大信眾香火、維持祭祀與尋找安座之處的責任。張家因此將神明「獻入公」。
「獻入公」不是單純把神像搬出家門，它代表原本屬於私人家庭的信仰，將被交付給眾人所共同奉祀。三媽就不再只屬於張家，也不僅只屬於最初迎請祂的四戶人家，開始成為一個更大的信仰共同體的神明。因此德聖宮媽祖委員會的形成，也須從這個轉折點來開始理解。
一尊還沒有自己廟宇的媽祖
獻入公之後，三媽並沒有立刻擁有今天的台北德聖宮。依田野訪談的紀錄，德聖宮媽祖委員會早期曾在社子島向其他對外宮廟租用一個神座，每月租金就要一萬多元。在當時，那可不是一筆容易負擔的金額。但為何社子島與居住在其他地方的信眾，還願意全力支援這筆費用？只為讓三媽繼續留在社子島？
這個問題可能比一個確切年份，更接近台北德聖宮信仰形成的核心。
鄭明承的研究留下相對完整的遷移與建廟時間：德聖宮三聖母起祀於1976年；於1978年前後，因福安國中用地問題而面臨搬遷，信眾並逐漸組織開基聖母會；之後1983年，於三重私人神壇請示諭令取得「港口北聖宮」宮名，之後遷往三重的三張街；直到1985年，開始租用台北市延平北路七段85號作為臨時宮址；1989年購得目前土地並興建廟宇，1990年農曆四月十一日入火安座；1992年因神明再次降旨而更名為「港口德聖宮」。
但是田野記錄與碩士文獻紀錄所保存的重點，並不完全相同。文獻清楚提供年份、地址及宮名；然而田野紀錄口述歷史則留下信眾是如何理解那些決定。兩者並不抵觸且應放在一起閱讀：前者回答事情何時發生，後者讓我們知道，人們為什麼願意把神明要做的事情持續努力地做下去。
人們如何聆聽神意？
在現代人的語言裡，「選擇」經常是個人的思考與判斷；但在傳統民間信仰裡，神明的選擇需要經過一套人與神溝通的方式，才能進入共同生活。
擲杯（或名跋杯）、扶乩與手轎，都是信眾確認神意的方法。
手轎又稱鑾轎或輦轎。台灣南部傳統上，當神明要乩童辦事時，會需要在手轎的轎後繫上神尊或令牌，由手轎鑾手與助手兩人分握轎腳。當轎體開始往神桌上移動，手轎的轎槓就會如同一支由神明帶動的筆在沙盤上（古代是用沙子）飛字，或在神明案桌上鋪以金紙，讓手轎在桌面上留下圖騰與符文，再由「桌頭」辨識字句、解釋神意。
鑾手必須感受轎體的力道，助手要配合移動；桌頭則要在快速而不規則的轎槓軌跡中，判讀神明所傳達的訊息。在這套儀式中，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單獨完成神意的傳遞。筆者亦曾在1990年代親眼看見德聖宮透過手轎辦事。一位與早期媽祖委員會家庭關係密切的家族成員也回憶到，當時手轎助手是他的大舅舅，當時負責解讀神意的桌頭，則是他的三舅舅。
對外來者而言，那可能是一幅難以理解的宗教景象；對從小生活在神職家庭周圍的人來說，那是家人正在替媽祖辦事。今天，曾參與早期辦事的人許多已不在人世，手轎濟世的現場也不再容易重新見到。但這段記憶說明了：「媽祖選擇社子島」並不是後人為廟史添加的一句浪漫說法。
在當時的信仰文化裡，人們確實透過請示、手轎與桌頭，聆聽並解讀神明的意思；再依照所得的神意，籌措資金、成立組織、尋找土地與興建廟宇。
這一次選擇，是社子島
如果當年三聖母，三媽只是因為最初曾被來自嘉義的四人之一供奉在社子島私人神壇，所以後來自然決定留在社子島，那這段台北德聖宮媽祖廟的歷史就不會如此神奇。
三媽祂曾隨張家遷往三重，也曾在曾德和等不同爐主的家中奉祀；且在「獻入公」之後，委員會還經歷租用神座、尋找宮址與多次請示的過程。所以三媽並不是從未離開過社子島，而是在離開、遷移與成為公共信仰之後，再一次選擇回到社子島。為什麼？
目前的文獻與田調訪談，仍不足以替神明宣布唯一答案。
但從信仰形成歷程來看，三媽所選擇的或許不只是一塊土地，是如同三百多年前的嘉義縣東石鄉苯港口港口宮開基媽祖一樣。社子島是祂決定轉為讓大眾共同奉祀濟世的地方，也是信眾、求神問事者與奉祀關係在緊密形成的所在地。因此三媽祂選擇的，很可能是這裡的人。
2006年，港口德聖宮曾發生火災，廟體與多尊神像受損。後來經信眾為神明重新雕塑神像、重建廟宇，並再次領旨，才更名為今日的「台北德聖宮」。這一座宮廟的歷史，因此不是從一個地址以直線方式走到另一個地址。而是經過不同家庭、租來的神座、臨時宮址、火災與重建，並經過許多沒有被寫進正式沿革史事的過程。
當年，四位移民將三聖母，三媽從嘉義縣請到台北；張家透過三媽在私人神壇開始濟世；委員會完成把祂獻入公的重大工作，才讓祂得以成為社子島的媽祖；而更多沒有留下姓名的信眾，則讓神明的選擇，一步一步地逐漸形成今日的台北德聖宮。
媽祖，如何以神意作出選擇？
這答案不只存在於手轎曾留下的字句，也將存在於人們聽見以後，願意共同完成的事情。
那一次，媽祖選擇了嘉義笨港口。
這一次，祂選擇在兩條河流交會的社子島，從全島幾無廟至今，40年過去仍在繼續護佑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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